这是周恩来总理一生中遭遇过的最危险的时刻。

1937年4月，周恩来等同志驱车离开延安，准备前往西安与国民党进行最新的谈判。

我党对这次谈判高度重视，所以专门组建了一支25人的代表团，由周总理带队，张云逸、陈友才等同志也在其中。

但令人意外的是，周恩来总理的车队行驶至甘泉县劳山镇一带时，一群特务突然毫无征兆地从山坡转弯处蹦出。伴随着激烈的枪声和人群的惊呼声，一场蓄谋已久的刺杀就此爆发……

这群胆敢刺杀周总理的凶手，究竟是何身份？

11名烈士壮烈牺牲

“敌袭！保护周副主席！”

子弹如雨打在车上，尽管陈友才快速和队友们一起对敌人进行还击，但是对方的敌人明显多于我方。

还没等我方做出更多的反应，山坡上突然冲下来不下200余名暴徒。看眼前的形势，不难推测，他们来意不善。

“车胎没气了！”

“老李！老李！”

密集的子弹有目的性地在车上集中着，很快先是因为车胎无法转动，跑得越来越慢，随后周总理身边的驾驶员老李也因为不幸中弹，而没有了气息。

此时，在如雨的子弹中，敌人还在快速靠近，周总理快速反应过来。

“下车隐蔽！敌人明显是有备而来！大家不要聚拢，分散作战！”

敌众我寡，在此关头分散作战才能最大程度降低伤亡率。其他人在周总理的指挥下纷纷散开，朝有利位置隐蔽。

但陈友才却紧紧跟在周总理身侧，作为周总理的贴身警卫，这种关头更要护住周总理的安全。

张云逸指挥剩下的同志集中火力吸引匪徒，为周总理争取了隐蔽的时间。但不幸的是，陈友才在掩护周总理隐蔽途中腿部不幸中弹。钻心的痛苦让他寸步难行，但他清楚，眼下护送周总理离开才是最重要的。

陈友才负伤后，张云逸和孔石泉同志很快上前继续掩护周总理撤退，三人且战且退，终于在拐沟处的密林中暂时摆脱危机。

可是，很快敌人又追了上来。

“周恩来就在前边！”

与匪徒火拼的陈友才猜到，对方是误以为自己是周总理，所以向自己这边集火。

而这一情况，也让陈友才下定了决心，此时的他因为腿受到了重伤，甚至还没有来得及处理，鲜血伴随着他与敌人的搏斗浸湿了他的裤腿，可是他根本没有时间管那么多。

他心想，只要能多拖延一段时间，周总理就能尽快安全撤离。借着车身的掩护，陈友才与战士们举着短枪，艰难地与敌人作战着。

但仅凭陈友才等战士的力量还是难敌百余名匪徒。陈友才身中数枪后依旧学着周总理的语气大声指导身边的警卫员们作战。

最终，陈友才等11名烈士寡不敌众，还是倒在了匪徒的枪弹下。

战斗结束后，匪徒们一哄而上劫走了车上的重要物资，又从陈友才的身上搜出了周总理的名片，于是真的把陈友才当成了周总理，还在他的尸体上又补了20多刀......

自以为大功告成的匪徒立马结束了战斗，赶忙去找国名党领功了。

殊不知，眼前的“周总理”根本不是真的周总理，而是陈友才。

那么，陈友才为何身上会随身携带周总理的名片，穿戴又恰好和周总理相似呢？

其实，在成为周总理贴身警卫员的第一天，陈友才就已经想到了，如果真的遇到这样一天，他愿意为了周总理的安全献出自己的生命。

所以从那时候起，陈友才便刻意开始学习周总理的穿戴和言行。他的目的很简单——必要的时候，他可以为了周总理牺牲。

为了尽可能让自己更像周总理，陈友才这才随身携带周总理的名片。所以，匪徒这才把他错认成了周总理，让真正的周总理“逃出生天”。

凶手来者何人？

在警卫员们接力赛般都护卫下，周总理在这场最危险的刺杀中顺利脱险并被护送回延安。

可是，正当所有人还在为周总理获得安全稍微松一口气的时候，周总理又重新动身出发赶往西安。

面对众人的担忧，周总理只是摆摆手，随后又踏上了前往西安的道路，没有什么能够阻止我党与国民党的谈判。

但是为了保证周总理和同志们的安全，查出凶手的真实身份已经不能再拖了。

“周副主席的这次行程，只有内部知道，但是从这样的情况看，敌人恐怕不是普通的毛贼！”

众人脸色浓重，可是这番话却很有道理，但这也意味着危险也进一步加大了。最终，这项工作也只得交到了谢滋群手中。

“谢滋群，这件事事关重大，为了周副主席与同志们的安全，凶手究竟是谁，你一定要尽快查出，”

“是，保证完成任务！”

谢滋群是罗瑞卿钦点的重点培养对象，自谢滋群参军以来，任何落到他手中的案子就没有调查不出结果的。

此番党中央将劳山刺杀案交到谢滋群手里，足以见得党中央对此案的重视。

显然，谢滋群并没有让党中央失望。接手案子的第一时间，谢滋群立马部署人手自延安开始地毯式搜索。

谢滋群认识到，国民党特务能够短时间内获取我方机密情报，势必下了狠功夫，仅仅依靠组织内部筛查肯定不现实。所以，谢滋群特别调遣了一支小队，由他们乔装成普通群众，深入群众中进行调查。

功夫不负有心人，谢滋群的人深入群众很快也探出了最新情报。原来，在劳山刺杀案前不久，当地的两伙土匪曾纠集在一起，调集大批土匪在劳山镇徘徊。

土匪的到来给劳山镇的百姓生活带来了很大的困扰，但百姓们人微言轻，并不敢直接和土匪起冲突。哪怕是后来谢滋群的人来调查，也是费了好大一番功夫才让老乡们开了口。

这下案情基本有了眉目，正是冯长斗将周总理的行程告知了土匪，让他们动了刺杀周总理的坏心思。

但作为国民党特务的冯长斗又是怎么联系上土匪的呢？

其实早在此之前，国民党就已经注意到了这伙土匪。

为了不与他们起直接冲突，国民党佯装要与他们合作，并许诺如果他们能够成功刺杀周总理，便可以将他们新编成一支部队。

土匪东躲西藏了好几年，且严重危害了人民群众的安全，我党对土匪等扰乱社会治安的势力也多有打击。

如此一来，他们自然是无法拒绝国民党给出的条件。

而就在这时，正值西安谈判关键时刻，本来为了保证本次谈判的成功和代表团的安全，中央对本次行动高度保密。但国民党反动派的力量却已经渗透进我方内部。

并在在周恩来一行人的车队出发前，本次行动的路线和谈判内容就已经被国民党特务冯长斗窃取。

为了阻止我党和国民党谈判，冯长斗率先一步纠集起劳山镇土匪，命他们在劳山部署，准备刺杀即将到来的周总理。

一场亡命之徒的刺杀行动，就这样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策划下展开了。

总理珍藏39年的照片

在谢滋群的调查下，案情的真相总算是水落石出。事后，我军迅速调集军力上山剿匪，那伙袭击周总理的匪徒最终也难逃法网。

此后，陈友才等烈士的遗体被运送回延安，在红军总参谋部的指挥下，烈士们在延安下葬。他们生前为延安而奋斗，死后也最终长眠于这片土地。

周总理每每提起劳山刺杀案中牺牲的11名烈士，总是难忍眼中的泪意。尤其是年仅23岁的陈友才，他的人生原本才刚刚进入风华正茂的年纪，却为了掩护周总理离开而奉献了自己。

在后来的日子里，周总理也从来没有忘记过在劳山牺牲的11名烈士。1970年，邓颖超女士受周总理委托，前往延安寻找陈友才等同志的墓地。但遗憾的是，陈友才等烈士的墓地已被国民党人摧毁。

1973年，周总理亲自返回延安，像当地地委书记询问起陈友才家人事宜，并嘱咐当地政府一定要善待烈士家属。并作出指示：“要将劳山牺牲的11名烈士的英魂请进陵园......”

1976年1月，周总理在北京逝世。在周总理遗体告别式之前，为他更换寿衣的工作人员却惊奇地发现，周总理上衣口袋里居然有一张泛黄的旧照片。

这张照片摄于1937年，是周总理和张云逸、孔石泉等人的合照，而他们也是劳山刺杀案中幸存的4名战士。

照片的背后，是周总理有力的两行字“劳山遇险，战至四人”。

生命的最后，周总理还是难以对劳山刺杀案中为了保护他而牺牲的烈士释怀，周总理曾评价过，“我一生经历过威胁生命安全的事件22次，但最难忘的还是劳山刺杀案。”

所以有人浅薄地认为，周总理之所以到生命的最后阶段还怀揣着对劳山刺杀案的记忆，是因为这场战斗实在是太激烈了。

其实不然，真正让周总理对劳山刺杀案难以释怀的也许并不是因为它有多凶险、有多艰苦。恰恰是以为，周总理亲眼看到了自己的警卫员为了掩护自己撤离，而一次次在敌人的枪林弹雨中卧倒、站立，一次次学着自己的样子指挥，为自己赢得了撤离的时间，最终奉献了年轻的生命。

伟人的功绩值得我们终身铭记，但在共和国艰难的奋斗史里，一定还有像陈友才这样的“英雄人物”值得我们注意。他们也许不是运筹帷幄的精英才干，但他们对共和国的付出依旧不可忽视。他们是警卫员、是通信员、是卫生员，更是每一个为共和国呕心沥血的共产主义战士。